第五章 (第9/25页)

由巡抚主持闱务，称为“监临”。如巡抚公出，在督抚同城的省份，由总督代办，否则交藩司办理。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，阮元在海口督师，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，支援军务，无法入闱监临，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。这虽不是破例，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，偶一为之，因为生员赴乡试，应由学政录送入闱，既有关联，易生弊端。
  果然，闱后人言籍籍，说有“联号”之弊。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，得报有此流言，特颁朱谕，命阮元彻查。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，场规从严，雷厉风行，致招深怨。因而仁宗认为“联号”的流言，是有意诽谤，置诸不问。
  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，上奏参劾，说刘凤诰“性情乖张，终日酣饮，每逢考试，不冠不带，来往号舍，横肆捶挞。上年乡试，该学政代办监临，遍往各号，与熟识士子，讲解试题，酌改文字，馈送酒食，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，将生员徐姓等，刊刻木榜，遍揭通衢，并造为联句书文。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，阑入署内，建造住房，致附近民居，人人惴恐”。于是仁宗命户部侍郎托津等查办，覆奏确有其事。
  覆奏中说：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，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，身为监官的严廷燮，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，此人现在有病，入闱以后，恐怕不能完卷，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，这一次也要入闱，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，号舍相接，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。
  徐步鏊既是岁试、科试，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，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，确是饱学之士。一念怜才，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，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，因而接受请托。但托津特别声明，确无受贿情事，既然“未经得受财物，无赃可计”，照律例拟“流”——流刑，也就是充军，发配伊犁。
  一念徇情，致遭严谴，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，朱批：“刘凤诰着革职拿问，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，再行定拟。”但确无受贿情事，无法处斩，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，刑部司官即欲失入，亦不敢擅拟死罪，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，只是充军地点，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。
  “那么，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？”阮元下了评断，“‘咎由自取’四字他自己也知道，但充军边远，未免过重。即如陆言所参：‘代办监临，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，酌改文字，馈送酒食。’这样的学政，是不是可敬可爱？然则所谓‘性情乖张，终日酣饮，每逢考试，不冠不带，来往号舍，横肆捶挞’岂非自相矛盾？总而言之，刘金门心热口直，疾恶如仇，他当京官时，就常受处分，几次降级调用，都蒙仁宗保全，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，以致仁宗震怒。定庵，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，应该引以为鉴。你在京出事，犹可分辩；在外被劾，真相难明，爱之者亦无能为助。”
  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，一扫而尽：“我遵太老师的训诲，仍旧在京供职。”说着，他起身长揖致谢。
  “这才是。”阮元又说，“《礼记》是府上的家学，你在礼部，大可发挥，不可见异思迁。”
  “是。”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，“联号的风波，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，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——”
  “不，不！”阮元连连摇手，“恰好相反，我蒙先帝成全，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。”
  原来刘凤诰那一案，阮元以“止知友谊、罔顾君恩”，因徇庇而革职，召回京师，仁宗复赏以编修，在文颖馆行走，等于从头干起。因为有此蹉跎，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。但阮元却另有想法。
  “定庵，我在先公下世，闭门读《礼》的时候，自忧不寿，因为年未三十，出任封疆，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，但盛极必衰，自然之理。嘉庆十一年，我三年之丧，守制还不到一年，就有恩诏，派我署理福建巡抚。我亦知道海盗猖獗，墨绖从军，移孝作忠，夺情亦是分所当为，但自忧太盛，坚卧不起。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。”
  由阮元所说的“天恩祖德”，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。“天恩”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，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，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；再下一年翰詹大考，因为《眼镜》诗善于颂扬，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，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；五十八年升正詹，放山东学政，前后仅历四年。
  所谓“祖德”，是阮家祖宗积德，但传闻异词，要听阮元自己说了，方知其详。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，乾隆初年，官拜湖南参将，其时湖南有苗乱，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。有一处苗众上千人，缴械投降，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。阮玉堂以“杀降不祥”为理由，以死力争。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，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，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，但阮玉堂怡然自得。不久，殁于任上。
  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，但据阮元自己说，他的父亲阮承信，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。阮玉堂身后萧条，而阮承信甘居贫贱，洁身自守。有一年在一处渡口，捡到一只箱子，异常沉重，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，打开来一看，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，箱中还有一道公文，是专差解送税款。阮承信心想，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，可能会出人命，因而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