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(第15/25页)

，流入渤海。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流，由西南出口，如说要导河北流入海，既不可能，亦不必要。
  因此杨方兴上奏：“河古今同患，而治河古今异宜。宋以前治河，但令赴海有路，可南亦可北。元明迄我清，东南漕运，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，借河为转输，河可南，必不可北。”这段话言简意赅，说得很清楚，但宋朝“可南亦可北”的说法，是有含蓄的，真正的情形是，在南宋，黄河可北不可南，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，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，所以南宋治河，以使河北流为不易的宗旨。
  自金章宗明昌五年，黄河改道往南以后，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，因此，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黄河，往西行二百余里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运河。这就是说，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处，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，回程自北转东，总计二百多里，必须经行黄河，谓之“借黄”。如果黄河循故道往北，运河“无黄可借”，势将中断，所以杨方兴虽“请敕下廷议，定画一之规，屏二三之说，俾有所遵守”，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，否定了言官的建议。
  继杨方兴治河的，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，顺治三年进士，十一年以兵部尚书衔，总督河道，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，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，上奏表功，说：“之锡治河十载，绸缪旱溢，则尽瘁昕宵；疏浚堤渠，则驰驱南北。受事之初，河库贮银十余万；频年撙节，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。核其官守，可谓公忠。及至积劳撄疾，以河事孔亟，不敢请告，北往临清，南至宿迁，夙病日增，遂以不起，年止四十有四，未有子嗣。”朝廷自然优恤，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，江淮间颂扬德政，说他死为“河神”。
  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道总督，治河功不即见，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，所以虽遭工部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，信任如故。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，这份信心，主要的来自陈潢。
  此人与靳辅的遇合，殊非偶然。陈潢怀才不遇，路过邯郸的吕祖祠。相传此地便是卢生一梦，历尽繁华富贵，醒来黄粱犹未成饭这个故事的所在地。陈潢一时感慨，题诗壁间，为路过的靳辅所见，看诗语豪迈，知道他是一个奇士，追踪而往，终于相遇，邀入幕府，成为他治河的智囊。
  陈潢治河，主顺河之性，因势利导，水性就下，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。至于河患一事，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，找出病根，然后可以对症发药。
  因此靳辅治河，用他的主张，开大海口，使河水宣泄得畅。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，认为在治标以外，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，便是所谓“束水攻沙”。
  黄河挟泥沙以俱下，但泥水的性质不同，河工上人称之为“勤泥懒沙”，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，但沙则本身较重，一遇水流较缓，沙便沉淀不动，河床因而日渐垫高，所以当河水流动，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，将沙攻走，不使河床淤垫。
  加强水流的力量，便用得着堤防了，堤防坚固，水势大时能挡得住，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，这就是“束水攻沙”。至于平时防治河务，他主张工要核实，料要早备，施工进料，不宜过省，因为“省则速败，所费较所省尤大”。凡此原则，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，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，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，不能急功近利。
  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，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，因而授官。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，征收民地，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，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，言官交章论劾，牵连及于陈潢。圣祖为平愤起见，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，因而被逮，解入京师，未及下狱而病殁。
  陈潢自然受了委屈，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，由于兴屯田之故，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，圣祖因三藩初平，经营河务、漕运，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，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，最孝顺祖母的圣祖，哀毁过甚，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，精神有所不济，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。
  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，命靳辅随行，一路视察河工，河深堤固，采访民意，多称颂靳辅功德，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，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。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，但奉旨以后，力疾从公，奏请恢复陈潢原官。吏部奏覆，陈潢身故免议。靳辅还想再争时，病势已剧，不久殁于任上。遗爱在民，哀荣久隆，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，建立专祠，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，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。至于陈潢，身后虽未复官，但附祀于靳辅专祠，庙食千秋。生前的议论，为人辑成《河防述言》十二篇，附在靳辅的《治河奏绩书》之后，乾隆年间，奉高宗之命，收入四库全书，无论立功立言，皆已不朽。
  显然地，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，亦足以一展抱负。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、可为之事、可为之人，方能尽抒平生所学，“三可为”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，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，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。
  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，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，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，尤其是林则徐，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。大致外官之贤者，亦只求循良，无事为福。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，更能锐意猛进，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