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(第14/25页)

才”，诸流竞进，自有权衡，善而能用，恶而能去，舍短取长，人尽其才，除了最后那几年，由于高年健忘之故，受和珅的蒙蔽以外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。仁宗则保护善类，唯恐不至，衡情论法，细心推求，庙号“睿皇帝”，名实相副，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，在风尘俗吏中，亦常有杰出之士，傅重庵以外，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，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，政声即为全省之最。嘉庆元年教匪起事，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，教匪望影而避。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，为刘清招抚，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，俘获王三槐，解至京师，仁宗亲审，问他缘何造反。王三槐回答：“官逼民反。”再问：“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？”答说：“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。”
  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，逐渐升至四川臬司。嘉庆十年入觐，赐御制诗：“循吏清名遐迩传，蜀民何幸见青天。诚心到处能和众，本性从来不爱钱。”可惜，如此循吏，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，又困于簿书钱谷，因而告病退休。仁宗知道他的隐衷，由文改武，以云南藩司，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。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：如果是高宗，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，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。
  至于道光改元，庸暗不明，连“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”都谈不上，因为根本不明善恶。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，喜用严刑峻法，但以善恶不明之故，每每摧折好人，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，督抚中有才干、有治绩的，常在最后遭受挫折。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，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，嘉庆十年，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，在因病乞假，内召回京途中，突蒙严谴，降为兵部侍郎，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。
  又如那彦成，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，尽去积弊，赐紫缰、双眼花翎，绘像紫光阁，刊功臣之末。后来回疆复生叛乱，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，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，复又追念平教匪功，依尚书例赐恤，并谥文毅。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，而竟在垂暮之年，予以严谴，岂非欲速其死。
  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，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：“高宗善恶并用，操纵由心；仁宗善善必用，微惜恶恶不去；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，善者每遭挫折。由此可以看世运了。”
  有好一阵，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，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，一大壶酒，一个“盒子菜”，以箸代筹，指画山川险要，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，各抒所见，评论得失，往往谈到深宵方散，还不愿归寝，独坐沉思，心潮起伏，壮志未消，精力渐衰，书空咄咄，心有不甘，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，莫非真是就此埋没，随身入土？
  苦闷多日，为吉云看出来，终于忍不住发问：“看你心事重重，何不跟我说一说？”
  “今年四十六了，望五之年，还是一名礼部主事，白首为郎，还则罢了；上面还有员外、郎中，什九后辈，岂不难堪？”
  “这是世俗之见。”吉云说道，“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。”
  “好，这不说。”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，“吉云，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！是不是？”
  “我倒不是这么看，文章原有义理、辞章之分，精于义理，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。我看你的几篇杂记，《说京师翠微山》《说昌平州》《说天寿山》《说居庸关》《说张家口》之类，不是普通的游记，光是描写风景，论形势，论建置源流，用兵为政，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，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。”
  “唉！”龚定庵叹口气，“吉云，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处，不过，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。我现在不甘心的，就是虽有筹边良策，毫无用处；纵有抱负，无从抒展。”
  吉云不作声，想了好一会儿说：“我们绍兴的乌师爷，你一定看不起，可是，你们杭州的陈潢，莫非你亦不屑一顾？”
  这是劝龚定庵考虑，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？“乌师爷”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，迎合世宗的意旨，使得田文镜宠信日固，但田文镜其人，就为龚定庵所鄙视，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。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，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。
  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。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，出仕之途较宽，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，康熙初年以内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，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：治理黄河。
  明朝末年，流寇四起，运道断绝。一条黄河，百孔千疮，到处泛滥，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，由于李自成几次决口以黄河水灌淹开封，灾害尤为严重。所以多尔衮领兵入关后，一到河南、山东归入掌握，立即派出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道总督。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，到任后全力修堤，疏通河道。一直到顺治九年，身心交瘁，上书请罢官，但治河正有起色，不容他抽身告退，上谕慰留，杨方兴亦勉为其难，一直栉风沐雨，亲自防河督工。
  其时有一些言官，联名上疏，建议勘查九河故道，导河北流入海。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，经河套东行一折往南，出龙门至潼关前面，再折而往东，即入河南地界，在与山东接壤之处，复又转向西北，以地形阻隔，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，在山东、直隶之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