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节 (第6/7页)


    ??若能以愚用道，则道无不行；以愚建德，则德无不立。治之于国，国无不治；修之于心，心无不修；健之于身，身乃永固。古之“以愚治民”者，即“愚”之于此，并非他意。有心学道者，当明此理，不可误解。

    ??【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】

    ??“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”，世间凡事崇尚智巧，惟道尚愚不尚智，因为愚离道近矣。古之圣人，以道治天下。与民相见以道，不如与民相化以道，浑浑朴朴，同归于清静之天。故古之先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种而食，安享天然自在。及至后世，士大夫不尚愚而尚智，民之巧诈心日生，小心眼愈多，人心愈坏。民之最难治者，就是人们远离道德，人心不诚，本性失真。

    ??人的巧智心愈多，失真性愈强，诈伪便愈多，离道也愈远，此乃民难治的根本原因。上古之时，民如赤子，世有淳风，慈孝善德，同于一心，家国康宁太平，人皆无为而无不为。

    ??后世君王，日益以有为之政施之于民，日渐以机巧之法用之于治国，将百姓视为可以任我驰聘之犬马，将万民看作是可以任我作为而无不归服之附属。君王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就可以使天下百呼百应，孰不知此等有心有为之治，反而成为难治，内患外侵必随之而起，盖因国之君心中之天已失真，心中之德善日渐离去，有为之巧智日益彰显。

    ??天下人皆以自作聪明为能，故一国一家皆求之于才能，乃至天下皆以聪明肆情纵欲，失去天良真诚之朴，故生欺上瞒下之恶念，妄作娇伪之风日盛，民心日诈，正气日薄，君民皆不务真诚，上下并行诡计，此便是所以“民之难治”的根本所在。

    ??【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，亦楷式。】

    ??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“贼”者，泛指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与事，如国贼、民贼、奸贼等。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盗贼之贼字。以智治国，必然远离道德，以智识诈巧施政，以权谋私，妄作福威，此即是“国之贼”。经中“以智治国，国之贼”，正是指用聪明邪智治国，是巧伪的私智。此等智用之于纲纪，则纲纪必乱；用之于伦理，伦理则必乖；用之于家国天下，犹如披麻救火，反遭其殃。又好似毒汤止渴，反受其害。所以太上称为“国之贼”，以此警示后世的治国者。

    ??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主要是说用有为治国的害处。虽然治国者足智多谋，用心良苦，出于好意，但因自身缺乏道德，不能施以无为之治。其结果只能是愈治离道愈远，民德愈来愈失，这是以有为治国不可避免的弊端，必然是害国害民，故曰“国之贼”。

    ??“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”，高明的治国者，当以无为无事而施政，不用智巧，施以德治，使民心淳朴，复归于道。安其居，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衣。不被俗尘所染，不为私欲烦恼，心身康泰，安享福乐。上不以私智扰于民，不用机巧乱于政，天下共乐于太平，朝野相忘于无事，此乃国之福也。文中所言“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”，盖是此义。

    ??“知此两者，亦楷式”，世人不知“国之贼”、“国之福”这两者的本质差异，所以不知怎样是造福国家?怎样是有害国家?若能知此两者，则应当去其“为贼于国”，而法于“为福于国”。凡是明白此理者，就不会用有为去扰民，不以巧智施于民。而是以道为根，以德为本，以德化民，从心性这个根本上教化人民，造福人民，这才是天下之楷模。如果放弃德治，轻视精神文明，仅以物质利益满足于民的暂时需要，使人心愈坏，贪图享受日甚，不讲做人品德，那必然是诱人欲壑难平，盗贼之心滋生，社会盗贼四起，违法败度，社会风气亦必随之而坏。人心诈伪日起，崇尚才华聪明，本性天真被凿丧，既损性，又害命。人身心内的阴贼也必施虐，导致疾病灾患，这不是“贼民”是什么？

    ??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治国者的天职就是以德施治，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，使民德化归道，这是对人民的最大爱心，是国家最大之福。有为之治，看起来是在为民造福，实际上从根本上、从长远利益来看，却是害了人的本性命根，这才是国之最大不利，民心最大之害。因此，有为之治，绝非治国的“楷式”，绝非治国的良策。

    ??“知此两者”，是指“以智治国国之贼，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”。“楷”是言法，“式”是言则。“以楷式”，是指“不以智治国”，而是以无为之德化民，这是造福人民的根本，其中内涵着甚深的天理，常人往往难以认同。这不仅是治国的法式，也是修真者治心治身的法式，故曰“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