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(第17/25页)


  在龚定庵看来，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、可为之事、可为之人。他一向对鸦片深恶痛绝，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，因而写了一封信，陈述心愿，并附了一篇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。
  这篇序文，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，他要向林则徐贡献“三种决定义、三种旁义、三种答难义、一种归墟义”。义就是义理，说得浅一点便是所谓道理，“决定义”就是必然如此、无可争议的道理。
  三种决定义的第一种是谈银漏于海。他说，中国从大禹、箕子以来，食货并重——这个说法符合实际，但与经书并不吻合，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货。”而后人解释是：“食者民之所急，货者民之所资，故食为首，而货次之。”食是食物，货是货币，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，以货易食，有钱就不会饿肚子，所以说“食货并重”没有错。
  接下来谈银的生产：“自明初开矿，四百余载，未尝增银一厘。今银尽明初银也。”假使不漏于海，每年由于人事祸患，要消耗三四千两，“况漏于海如此乎”。他的意思说，明初所开的银矿，经过四百多年，每年消耗三四千两，银子已经很少了，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？因此应该严禁银子外漏，“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”。
  其次是谈禁烟。他说汉朝的五行家，以“食妖”“服妖”来预测世局的变化。所谓“妖”是极不正常之意，“鸦片烟则食妖也”，吸鸦片的人，“病魂魄，逆昼夜”，成了极不正常的人。因此，“食者宜缳首诛；贩者、造者宜刎颈诛；兵丁食宜刎脰诛”。这就是说吸鸦片的应受绞刑，贩卖、制造鸦片，以及兵丁吸鸦片，应该斩首。此亦是“决定义，更无疑义”。
  第三种“决定义”是为林则徐设想。他说诛不胜诛，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，洋人自然无计可施。
  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，可能会以武力反抗，是故宜以重兵自随，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，准许节制水师的本意。
  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，旁义则不妨视情势而定。第一是“食妖”既绝，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入，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，能获厚利，又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类，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爱，而为至不急之物，亦宜杜绝。
  其次是宜勒定限期，命内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，广州只留“夷馆”一所，专为贸易之用。最后一旁义是：“火器宜讲求。”龚定庵问：“京师火器营，乾隆中攻金川用之，不知施于海便否？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？胡宗宪《图编》，有可约略仿用者否？宜下群吏议。如带广州兵赴澳门，多带巧匠，以便修整军器。”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，曾有平倭之功，他的《图编》便是火器的图编。
  至于三种答难义是，预设有人提出反对责难，应该如何辩驳。第一种是食古不化的儒生，说食急于货，重货而置食于不顾，岂为正办？龚定庵认为“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，谓之切病”，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种稼穑，方是重货而置食于不顾；“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，谓之不切病”，因为两者并无关联。
  又有一种责难，来自关吏，说禁止呢绒、钟表等等进口，影响税收。龚定庵认为“中国与夷人互市，大利在利其米，此外皆末也”。宜正告关吏：“行将关税定额，陆续请减，未必不蒙恩允。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。”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，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，应该宽大，用兵是下策，务必避免，等等。龚定庵的看法是：海口用兵，不比陆路用兵，此为驱逐洋人，并非剿灭洋人，目的在防备国境，不许洋人进入，并非与洋人在海上作战，“伏波将军”不过驻地近水而已，非“楼船将军、横海将军”。而况陆上路路可追，海口无路可追，为了阻遏“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”，非有大军部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，这与在陆路开边衅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  接下来，龚定庵有一段议论，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，非常透彻。他说：“以上三难，逆难者皆天下黠滑游说，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。粤省僚吏中有之，幕客中有之，游客中有之，商贾中有之，恐绅士中未必无之。”他劝林则徐“杀一儆百”，以止邪说。又提出警告：“公此行、此心，为若辈所动，游移万一，此千载之一时，事机一跌，不敢言之矣！不敢言之矣！”连用叠白，正就是龚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坚，宜趁乾纲大振之时，作速料理，错过事机，皇帝的意向一变，就什么都不用谈了。
  最后是“归墟义”，归墟二字出于《列子》：“渤海之东，不知几亿万里，有大壑焉，实惟无底之谷，其下无底，名曰归墟。”所谓“归墟义”，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、无可限量的期待，他说：“何为一归墟义也？曰：我与公约，期公以两期年，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，物力宽，人心定，而后归报我皇上。《书》曰：‘若射之有志’，我之言，公之鹄矣！”
  这篇文章，需要细看，但林则徐实在太忙了，除召见以外，军机处及有关部院纷纷约晤，尤其是在皇帝决定派他为钦差大臣，到广东料理与英国的纠纷以后，更有许多公事要接头。此外便是一天两三个饭局，不能不应酬，因此龚定庵的这篇赠序，只能浏览一遍，要等闲一闲，才能细细思考。
  不过，龚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